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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的位置:杏彩彩票平台网址登陆 > 新闻动态 > 78年五届人大通过修改国歌歌词,陈登科坚决反对:新歌词缺乏激情_田汉_进行_筹备会议
发布日期:2025-07-07 00:01 点击次数:1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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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9年6月15日,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议在北平隆重召开,为新中国的成立做了全面准备。这次会议的重要任务之一,是为新中国确定象征国家的标志物,包括国旗、国歌和国徽。筹备会议被分成六个专门小组,第六小组承担了国旗、国歌及国徽方案的征集与评审工作。
7月4日,第六小组召开了第一次正式会议,决定向全国范围内公开征集国旗、国歌和国徽的设计方案。在整个评选过程中,不仅有小组成员参与评审,还邀请了著名画家徐悲鸿、建筑学家梁思成、诗人艾青等文化艺术界专家共同参与,力求选出最能代表新中国精神的作品。
虽然大家意见不一,但国旗的方案却最先被确定下来。特别是在毛泽东主席力主采用五星红旗设计的推动下,9月26日,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,国旗与国徽审查组一致通过了五星红旗方案,同时将原设计中带有镰刀和斧头的图案剔除,简化为更加符合时代精神的形象。
然而,国徽的方案却未能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期间达成一致。一直到1950年6月的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上,才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设计方案,标志着国家象征体系的进一步完善。
展开剩余89%相比之下,国歌的确定过程则显得尤为复杂和曲折。一开始,国歌的选拔也采取了全国征集的方式,并在政协会议中反复讨论。然而,多次会议中,与会者普遍认为提交的候选歌曲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,都无法完全满足作为国歌的严苛标准。
考虑到新中国成立典礼的紧迫性,国徽暂时缺失尚属无碍,但国歌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仪式元素。与会者们绞尽脑汁,力图找到一首符合民族气质和时代精神的国歌。但由于时间非常紧迫,所有提交的方案无论在歌词雕琢还是曲调创作上,都难以令各方面满意。
眼看新政协会议召开日期日益临近,第六小组的成员们心情越发紧张,难以找到合适的国歌方案。无奈之下,第六小组组长马叙伦联同组员沈雁冰向中央递交了一份报告,恳请重新有计划地进行一次全国征集,并建议从现有流行的革命歌曲中挑选代用国歌。
这份报告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。经过反复考虑,周恩来向第六小组推荐了《义勇军进行曲》这首歌曲,他表示:“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是流传最广、最能激励全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歌曲,具有深厚的历史意义,且多数群众都会唱,这是我个人的建议,请第六小组认真研究并征求委员们意见。”
在第六小组的初步讨论中,已有不少成员提议采用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作为国歌。这首歌曲如今早已家喻户晓,几乎人人都会唱。据曾参与中国撤侨行动的工作人员回忆,侨民们甚至通过高唱这首歌来证明自己的身份。
不过,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成为国歌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,它的诞生充满了传奇色彩。这要从20世纪30年代说起。
1934年,为了支持抗日救亡运动,上海电通公司计划拍摄一部电影,并委托田汉编写剧本。田汉在短时间内完成了电影剧本的梗概,取名为《凤凰的再生》。然而,田汉在创作期间被国民党当局以“宣传赤化”罪名逮捕。随后,电通公司请孙师毅根据田汉未完成的剧本改写,得到了田汉同意后,将电影剧本改名为《风云儿女》。
影片拍摄初期尚无主题曲,而当时关押在狱中的田汉仍不断构思创作。原计划他为影片主人公辛白华写一首长诗《万里长城》,而后来成为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歌词仅是这首长诗中的一节。
田汉回忆说:“我原本想写一首更长的歌曲,但因在摄制前被捕入狱,最终只留下了这节。”
孙师毅接手剧本时,这首诗并非写在纸上,而是记载于一张香烟盒锡纸内侧,然而因被茶水浸湿,字迹模糊难辨。资料显示,田汉入狱后,妻子林维中多次探望时,曾将这段歌词偷偷带出狱外。虽时隔多年,田汉本人对当年创作细节也有些模糊。
1983年2月14日,著名剧作家夏衍在《北京晚报》上澄清:“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歌词并非写在香烟锡纸衬纸上,而是田汉入狱时所写的《入狱》一诗才如此。实际上,田汉在入狱前,已经交给剧组一份用旧式红格纸写成的《风云儿女》剧本梗概,约十多页,歌词就附在最后一页。因梗概被茶水浸湿,有部分字迹难以辨认。”
这首原本为电影角色创作的诗,经过波折后,最终意外成为电影的主题曲。聂耳得知田汉被捕,听说有主题歌歌词,立即找到夏衍,请求作曲。两人已合作多年,夏衍便将词交给了聂耳。
聂耳面临挑战,因为这首诗句长短不一,最长达14个字,不符合传统歌曲的韵律,但他凭借非凡才华,很快谱出了曲谱。1935年4月18日,聂耳东渡日本避难,临行前完成初稿,随后多次修改后寄回上海电通公司,经过孙师毅多次商议,曲谱定稿。
有趣的是,这首歌最初并未命名为《义勇军进行曲》,而是电影投资人朱庆澜看到乐谱上的“进行曲”二字,随手在前面加上了“义勇军”三字。
1935年5月10日,电影尚未上映,歌谱已在报纸公开发表,随即录制唱片发行,引发全国轰动,甚至超过了电影本身的知名度。
词曲完美结合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被选为国歌却经历了多年争议。1949年9月20日,毛泽东、周恩来在中南海主持座谈会,讨论国旗、国歌、国徽、首都及纪年问题。针对国歌,第六小组组长马叙伦建议:“当前无法立即制定国歌,是否可暂用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代国歌?”
提议缘由是征集来的方案不尽如人意,时间紧迫,而这首抗战时期广为传唱的歌曲最为群众接受。画家徐悲鸿支持此观点,指出:“不少国家在无正式国歌前,都采用代国歌,如苏联初期的《国际歌》。法国国歌《马赛曲》也是一首悲壮的歌曲,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与之相似。它唤起了抗战时期千万中华儿女的热血情怀,今天依然激励人民奋进。”
尽管大多数与会者同意,但也有人认为歌词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”已不合时宜。李立三便建议修改歌词。但梁思成、黄炎培等坚持歌词原貌,认为改动会破坏歌曲整体性。周恩来也赞成保留原词:“原歌词能激发情感,改后反而失去那种激情。”
最终,毛泽东总结:“大家认为用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作国歌最好,我赞成定下来。歌词不要改。‘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’并不过时,我们虽胜利但仍被帝国主义包围,还需艰苦斗争,故原词最好。”
然而,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,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仅被定为代国歌。因为9月26日刚确定使用,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临近,时间紧迫。负责军乐的罗恩指挥回忆称,他直到9月29日《人民日报》公布歌词曲谱后才正式接到通知,排练时间仅一天。
更难的是,开国大典乐团需同时排练三首曲子:毛泽东等领导登楼时奏《东方红》,典礼开幕奏国歌,以及阅兵时奏阅兵乐曲。尽管如此,演出效果极为成功,罗恩终身以此为傲:“200人同奏,绝无差错!”
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作为代国歌一直使用了十多年。文化大革命期间,田汉被扣“叛徒”帽子,歌词被禁止演唱,国歌仅演奏曲调,事实上《东方红》取代了国歌地位。
1976年10月,在华国锋和叶剑英领导下,粉碎“四人帮”,社会发生巨大变化。为改变国歌有词无声的状况,许多人呼吁修改歌词,以反映新时代面貌。1977年10月至12月,国歌征集小组收到来自全国69个单位的318首作品,包括重新填词和改曲的版本。
尽管如此,主张恢复原词的人很少,因田汉尚未平反。著名作家陈登科作为全国人大代表,坚决反对修改,主张恢复原歌词。多年后,他回忆:“1978年五届人大会议通过新歌词时,我持异议。我们这代人是唱着这歌走进抗战的,情感深厚,而新歌词空洞无味。由于田汉尚未平反,只能默默表达意见。”
1978年3月5日,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由李焕之创作的新歌词版本,歌词政治色彩浓厚,但在民间反响平淡,甚至老一辈也不熟悉。
1979年6月,陈登科在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上率先提出恢复原歌词的议案,理由包括:原词由毛主席参与选定,思想艺术性高;新词内容空洞,难引共鸣;田汉已平反,应尊重其作品。
陈登科曾调查百余名代表,发现大多数不会唱新词,称这是“全国人大代表不会唱自己通过的国歌,真是个大笑话”。尽管议案引起争议,陈登科在后续人代会上持续呼吁。
直到1982年12月4日,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投票通过决定:“恢复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为国歌,撤销1978年3月5日通过的新歌词决定。”这标志着国歌恢复原貌迈出关键一步。
不过,国歌的正式法律地位仍未确立。1954年9月20日,一届人大一次会议颁布宪法,明确国旗国徽,却未提及国歌。直到2003年,中共中央两次决定将国歌写入宪法,获得各方支持。
2004年3月14日,第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,正式将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,成为法律保护的国家象征。
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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