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8年五届人大通过修改国歌歌词，陈登科坚决反对：新歌词缺乏激情_田汉_进行_筹备会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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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9年6月15日，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议在北平隆重召开，为新中国的成立做了全面准备。这次会议的重要任务之一，是为新中国确定象征国家的标志物，包括国旗、国歌和国徽。筹备会议被分成六个专门小组，第六小组承担了国旗、国歌及国徽方案的征集与评审工作。

7月4日，第六小组召开了第一次正式会议，决定向全国范围内公开征集国旗、国歌和国徽的设计方案。在整个评选过程中，不仅有小组成员参与评审，还邀请了著名画家徐悲鸿、建筑学家梁思成、诗人艾青等文化艺术界专家共同参与，力求选出最能代表新中国精神的作品。

虽然大家意见不一，但国旗的方案却最先被确定下来。特别是在毛泽东主席力主采用五星红旗设计的推动下，9月26日，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，国旗与国徽审查组一致通过了五星红旗方案，同时将原设计中带有镰刀和斧头的图案剔除，简化为更加符合时代精神的形象。

然而，国徽的方案却未能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期间达成一致。一直到1950年6月的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上，才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设计方案，标志着国家象征体系的进一步完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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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比之下，国歌的确定过程则显得尤为复杂和曲折。一开始，国歌的选拔也采取了全国征集的方式，并在政协会议中反复讨论。然而，多次会议中，与会者普遍认为提交的候选歌曲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，都无法完全满足作为国歌的严苛标准。

考虑到新中国成立典礼的紧迫性，国徽暂时缺失尚属无碍，但国歌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仪式元素。与会者们绞尽脑汁，力图找到一首符合民族气质和时代精神的国歌。但由于时间非常紧迫，所有提交的方案无论在歌词雕琢还是曲调创作上，都难以令各方面满意。

眼看新政协会议召开日期日益临近，第六小组的成员们心情越发紧张，难以找到合适的国歌方案。无奈之下，第六小组组长马叙伦联同组员沈雁冰向中央递交了一份报告，恳请重新有计划地进行一次全国征集，并建议从现有流行的革命歌曲中挑选代用国歌。

这份报告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。经过反复考虑，周恩来向第六小组推荐了《义勇军进行曲》这首歌曲，他表示：“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是流传最广、最能激励全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歌曲，具有深厚的历史意义，且多数群众都会唱，这是我个人的建议，请第六小组认真研究并征求委员们意见。”

在第六小组的初步讨论中，已有不少成员提议采用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作为国歌。这首歌曲如今早已家喻户晓，几乎人人都会唱。据曾参与中国撤侨行动的工作人员回忆，侨民们甚至通过高唱这首歌来证明自己的身份。

不过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成为国歌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，它的诞生充满了传奇色彩。这要从20世纪30年代说起。

1934年，为了支持抗日救亡运动，上海电通公司计划拍摄一部电影，并委托田汉编写剧本。田汉在短时间内完成了电影剧本的梗概，取名为《凤凰的再生》。然而，田汉在创作期间被国民党当局以“宣传赤化”罪名逮捕。随后，电通公司请孙师毅根据田汉未完成的剧本改写，得到了田汉同意后，将电影剧本改名为《风云儿女》。

影片拍摄初期尚无主题曲，而当时关押在狱中的田汉仍不断构思创作。原计划他为影片主人公辛白华写一首长诗《万里长城》，而后来成为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歌词仅是这首长诗中的一节。

田汉回忆说：“我原本想写一首更长的歌曲，但因在摄制前被捕入狱，最终只留下了这节。”

孙师毅接手剧本时，这首诗并非写在纸上，而是记载于一张香烟盒锡纸内侧，然而因被茶水浸湿，字迹模糊难辨。资料显示，田汉入狱后，妻子林维中多次探望时，曾将这段歌词偷偷带出狱外。虽时隔多年，田汉本人对当年创作细节也有些模糊。

1983年2月14日，著名剧作家夏衍在《北京晚报》上澄清：“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歌词并非写在香烟锡纸衬纸上，而是田汉入狱时所写的《入狱》一诗才如此。实际上，田汉在入狱前，已经交给剧组一份用旧式红格纸写成的《风云儿女》剧本梗概，约十多页，歌词就附在最后一页。因梗概被茶水浸湿，有部分字迹难以辨认。”

这首原本为电影角色创作的诗，经过波折后，最终意外成为电影的主题曲。聂耳得知田汉被捕，听说有主题歌歌词，立即找到夏衍，请求作曲。两人已合作多年，夏衍便将词交给了聂耳。

聂耳面临挑战，因为这首诗句长短不一，最长达14个字，不符合传统歌曲的韵律，但他凭借非凡才华，很快谱出了曲谱。1935年4月18日，聂耳东渡日本避难，临行前完成初稿，随后多次修改后寄回上海电通公司，经过孙师毅多次商议，曲谱定稿。

有趣的是，这首歌最初并未命名为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而是电影投资人朱庆澜看到乐谱上的“进行曲”二字，随手在前面加上了“义勇军”三字。

1935年5月10日，电影尚未上映，歌谱已在报纸公开发表，随即录制唱片发行，引发全国轰动，甚至超过了电影本身的知名度。

词曲完美结合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被选为国歌却经历了多年争议。1949年9月20日，毛泽东、周恩来在中南海主持座谈会，讨论国旗、国歌、国徽、首都及纪年问题。针对国歌，第六小组组长马叙伦建议：“当前无法立即制定国歌，是否可暂用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代国歌？”

提议缘由是征集来的方案不尽如人意，时间紧迫，而这首抗战时期广为传唱的歌曲最为群众接受。画家徐悲鸿支持此观点，指出：“不少国家在无正式国歌前，都采用代国歌，如苏联初期的《国际歌》。法国国歌《马赛曲》也是一首悲壮的歌曲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与之相似。它唤起了抗战时期千万中华儿女的热血情怀，今天依然激励人民奋进。”

尽管大多数与会者同意，但也有人认为歌词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”已不合时宜。李立三便建议修改歌词。但梁思成、黄炎培等坚持歌词原貌，认为改动会破坏歌曲整体性。周恩来也赞成保留原词：“原歌词能激发情感，改后反而失去那种激情。”

最终，毛泽东总结：“大家认为用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作国歌最好，我赞成定下来。歌词不要改。‘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’并不过时，我们虽胜利但仍被帝国主义包围，还需艰苦斗争，故原词最好。”

然而，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仅被定为代国歌。因为9月26日刚确定使用，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临近，时间紧迫。负责军乐的罗恩指挥回忆称，他直到9月29日《人民日报》公布歌词曲谱后才正式接到通知，排练时间仅一天。

更难的是，开国大典乐团需同时排练三首曲子：毛泽东等领导登楼时奏《东方红》，典礼开幕奏国歌，以及阅兵时奏阅兵乐曲。尽管如此，演出效果极为成功，罗恩终身以此为傲：“200人同奏，绝无差错！”

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作为代国歌一直使用了十多年。文化大革命期间，田汉被扣“叛徒”帽子，歌词被禁止演唱，国歌仅演奏曲调，事实上《东方红》取代了国歌地位。

1976年10月，在华国锋和叶剑英领导下，粉碎“四人帮”，社会发生巨大变化。为改变国歌有词无声的状况，许多人呼吁修改歌词，以反映新时代面貌。1977年10月至12月，国歌征集小组收到来自全国69个单位的318首作品，包括重新填词和改曲的版本。

尽管如此，主张恢复原词的人很少，因田汉尚未平反。著名作家陈登科作为全国人大代表，坚决反对修改，主张恢复原歌词。多年后，他回忆：“1978年五届人大会议通过新歌词时，我持异议。我们这代人是唱着这歌走进抗战的，情感深厚，而新歌词空洞无味。由于田汉尚未平反，只能默默表达意见。”

1978年3月5日，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由李焕之创作的新歌词版本，歌词政治色彩浓厚，但在民间反响平淡，甚至老一辈也不熟悉。

1979年6月，陈登科在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上率先提出恢复原歌词的议案，理由包括：原词由毛主席参与选定，思想艺术性高；新词内容空洞，难引共鸣；田汉已平反，应尊重其作品。

陈登科曾调查百余名代表，发现大多数不会唱新词，称这是“全国人大代表不会唱自己通过的国歌，真是个大笑话”。尽管议案引起争议，陈登科在后续人代会上持续呼吁。

直到1982年12月4日，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投票通过决定：“恢复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为国歌，撤销1978年3月5日通过的新歌词决定。”这标志着国歌恢复原貌迈出关键一步。

不过，国歌的正式法律地位仍未确立。1954年9月20日，一届人大一次会议颁布宪法，明确国旗国徽，却未提及国歌。直到2003年，中共中央两次决定将国歌写入宪法，获得各方支持。

2004年3月14日，第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，正式将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，成为法律保护的国家象征。

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

发布于：天津市